[Mingpao Op-ed] Open data is essential to build smart city (Chinese only)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by Chinese newspaper Mingpao on 12 July 2021, please click on here to read the original version.)
和全球的眾多國際城市一樣，香港正積極推動智慧城市（smart city）計劃，希望利用日益發達的資訊和溝通科技，來提升政府應對各式各樣都市難題的能力。但一個城市要變得有「智慧」，卻不能只靠科技，還需要數據。可惜在建立「開放數據」（open data）上，理想與現實仍然存在着一段距離，甚至過半市民依然對它一無所知。
智慧城市可以說是在當下最炙手可熱，但又是最被濫用和誤解的概念。智慧城市受到歡迎和力捧，完全不難理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社會對科技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甚至形成了一股強如宗教般的魔力，認為它有助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與此同時，智慧城市背後必須依靠大量科技和資金的支持，涉及龐大的商業機遇，因此也受到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及矽谷的科技巨頭全力聯合推介。在這個配合了天時、地利及人和的情况下，智慧城市成為了一個幾乎只有正面，而沒有負面的概念和題目。
智慧城市靠數據 「人」的配合成關鍵
有趣和諷刺的是，不少人對智慧城市背後的假設和實際的運用了解並不深，甚至非常有限，這便是造成智慧城市經常被濫用和誤解的原因。其中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一面倒側向地只看見它有關科技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和數據及人有關的一面，忘記了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冷冰冰、可以完全由政府一手由上而下推動的科技計劃。它的成功，也必須有人和社會條件的配合，包括了人對數據的認識和運用能力，及建立市民和政府的互信、有效的問責機制，促進數據互相分享，形成一個開放數據的文化和系統。
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只靠科技便可完成的計劃，而是要靠數據的配合，而數據的主要來源是人，所以人和社會的配合便成為了關鍵，亦提示了為何「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的發展如此重要。智慧城市為何有「智慧」，全因它可以掌握足夠及大量的資訊，包括了即時的數據，作出決定。所以，智慧城市的核心元素之一是聯繫（connectivity），雖說當中所指的表面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之間的機器與機器的互動，互相交換數據，但很多的數據仍是源自人，沒有了人的配合，智慧城市立即變得寸步難行。
智能燈柱被破壞帶來的警醒
舉一個重要也是曾引發激烈迴響的例子，這就是香港的智能燈柱（smart lamppost）計劃。智能燈柱和開放數據同樣是香港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兩者均被列入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Hong Kong Smart City Blueprint）這份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中。智能燈柱會蒐集不同的數據，以用作分析並作出智慧的決定。例如它可蒐集人流及車流的數據，以制定有關交通及人流管制的措施，包括若人流多，可自動加長行人交通燈綠燈的時間，及把數據傳送至其他部門，以作出相應的決定來配合，這可以是在電台及互聯網等發放信息，呼籲大家減少到訪該地區。而若將來學似新加坡般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更可實時地根據數據調整進入該區的收費。
但智能燈柱在一次遊行當中被示威者破壞的下場，成為了一個慘痛的教訓，警醒了我們人和數據在智慧城市背後所擔當的重要角色。若市民不信任政府，不願意把數據交給政府，即使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和溝通科技，智慧城市也只會面對重重困難，甚至功虧一簣。在這個位置上，便突顯了「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發展所起的關鍵作用。要解決市民不願意提交數據的誘因問題，便是透過「開放數據」，把蒐集回來的數據，和市民共享，使到市民不再是單方面和被動地被蒐集數據，而自己也可以成為數據最終的主人翁。
香港現况：計劃與實際仍存距離
既然市民也可從數據中得益，亦可透過「開放數據」計劃更了解智慧城市的操作，在透明度和信心增加上，理論上，之前所提及對智慧城市的阻力亦會大幅減少。不過，香港雖然也有跟隨世界的大趨勢，建立了「開放數據」計劃，但市民對智慧城市等的計劃，包括仍然進行中的智能燈柱，存有不少戒心，原因是目前香港的「開放數據」計劃，在計劃設計與實際情况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
香港互聯網協會有一個「數據以人為本」（Data for People）的研究計劃，這計劃在剛剛上星期六，公布了一個名為「香港市民使用開放數據現况」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只有39%的市民聽過「開放數據」，及僅有40%曾使用開放數據的市民對找尋數據的過程感到滿意。這反映「開放數據」在市民心目中的認知度不足，即使有使用過的市民，也感受到數據並非如想像中般開放、輕而易舉得到、容易掌握。
政府須了解市民需要
因此政府必定要急起直追。當然，它可能會辯稱它在「資料一線通」（data.gov.hk）的網站上已開放了大量數據，但這解釋正正跌入了研究「開放數據」的學者M. Janssen等，所指的不少政策制訂者所慣犯的迷思（註1）。這包含了「開放了數據後，成果和利益會自動產生」（The publicizing of data will automatically yield benefits）及「所有人均懂得使用開放數據」（Every constituent can make use of open data）。
要解決以上問題，M. Janssen等認為政府必須把數據變成簡單易用之餘，也要提升市民的「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增加他們理解和運用數據的能力，更應設立「反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了解市民需要，才能保證所開放的數據是對市民有用，並非為開放而開放，以量取勝，濫竽充數。事實上，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報告中（註2），也把以上兩個原則，即數據的易用性（data accessibility）及政府對使用數據的支援，用作評估開放數據表現的重要指標。
要建立智慧城市，便要先能夠蒐集足夠的數據，並與全民共享，使整個城市均形成一個良好的蒐集、共享和運用數據解決問題的有效循環。開放數據的好壞，也決定了智慧城市的成敗。
註1：Janssen, M., Charalabidis, Y., & Zuiderwijk, A. (2012). Benefits, Adoption Barriers and Myths of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SM), vol. 29, no.4, pp. 258-268.
註2：OECD. (2020) OECD Open, Useful, and Re-usable data (OURdata) Index: 2019. Paris: OECD.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明報-評論】推動智慧城市 必先做好「開放數據」
（本文於2021年7月12日由《明報》發表，點擊此處查看原文）
和全球的眾多國際城市一樣，香港正積極推動智慧城市（smart city）計劃，希望利用日益發達的資訊和溝通科技，來提升政府應對各式各樣都市難題的能力。但一個城市要變得有「智慧」，卻不能只靠科技，還需要數據。可惜在建立「開放數據」（open data）上，理想與現實仍然存在着一段距離，甚至過半市民依然對它一無所知。
智慧城市可以說是在當下最炙手可熱，但又是最被濫用和誤解的概念。智慧城市受到歡迎和力捧，完全不難理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社會對科技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甚至形成了一股強如宗教般的魔力，認為它有助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與此同時，智慧城市背後必須依靠大量科技和資金的支持，涉及龐大的商業機遇，因此也受到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及矽谷的科技巨頭全力聯合推介。在這個配合了天時、地利及人和的情况下，智慧城市成為了一個幾乎只有正面，而沒有負面的概念和題目。
智慧城市靠數據 「人」的配合成關鍵
有趣和諷刺的是，不少人對智慧城市背後的假設和實際的運用了解並不深，甚至非常有限，這便是造成智慧城市經常被濫用和誤解的原因。其中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一面倒側向地只看見它有關科技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和數據及人有關的一面，忘記了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冷冰冰、可以完全由政府一手由上而下推動的科技計劃。它的成功，也必須有人和社會條件的配合，包括了人對數據的認識和運用能力，及建立市民和政府的互信、有效的問責機制，促進數據互相分享，形成一個開放數據的文化和系統。
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只靠科技便可完成的計劃，而是要靠數據的配合，而數據的主要來源是人，所以人和社會的配合便成為了關鍵，亦提示了為何「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的發展如此重要。智慧城市為何有「智慧」，全因它可以掌握足夠及大量的資訊，包括了即時的數據，作出決定。所以，智慧城市的核心元素之一是聯繫（connectivity），雖說當中所指的表面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之間的機器與機器的互動，互相交換數據，但很多的數據仍是源自人，沒有了人的配合，智慧城市立即變得寸步難行。
智能燈柱被破壞帶來的警醒
舉一個重要也是曾引發激烈迴響的例子，這就是香港的智能燈柱（smart lamppost）計劃。智能燈柱和開放數據同樣是香港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兩者均被列入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Hong Kong Smart City Blueprint）這份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中。智能燈柱會蒐集不同的數據，以用作分析並作出智慧的決定。例如它可蒐集人流及車流的數據，以制定有關交通及人流管制的措施，包括若人流多，可自動加長行人交通燈綠燈的時間，及把數據傳送至其他部門，以作出相應的決定來配合，這可以是在電台及互聯網等發放信息，呼籲大家減少到訪該地區。而若將來學似新加坡般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更可實時地根據數據調整進入該區的收費。
但智能燈柱在一次遊行當中被示威者破壞的下場，成為了一個慘痛的教訓，警醒了我們人和數據在智慧城市背後所擔當的重要角色。若市民不信任政府，不願意把數據交給政府，即使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和溝通科技，智慧城市也只會面對重重困難，甚至功虧一簣。在這個位置上，便突顯了「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發展所起的關鍵作用。要解決市民不願意提交數據的誘因問題，便是透過「開放數據」，把蒐集回來的數據，和市民共享，使到市民不再是單方面和被動地被蒐集數據，而自己也可以成為數據最終的主人翁。
香港現况：計劃與實際仍存距離
既然市民也可從數據中得益，亦可透過「開放數據」計劃更了解智慧城市的操作，在透明度和信心增加上，理論上，之前所提及對智慧城市的阻力亦會大幅減少。不過，香港雖然也有跟隨世界的大趨勢，建立了「開放數據」計劃，但市民對智慧城市等的計劃，包括仍然進行中的智能燈柱，存有不少戒心，原因是目前香港的「開放數據」計劃，在計劃設計與實際情况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
香港互聯網協會有一個「數據以人為本」（Data for People）的研究計劃，這計劃在剛剛上星期六，公布了一個名為「香港市民使用開放數據現况」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只有39%的市民聽過「開放數據」，及僅有40%曾使用開放數據的市民對找尋數據的過程感到滿意。這反映「開放數據」在市民心目中的認知度不足，即使有使用過的市民，也感受到數據並非如想像中般開放、輕而易舉得到、容易掌握。
政府須了解市民需要
因此政府必定要急起直追。當然，它可能會辯稱它在「資料一線通」（data.gov.hk）的網站上已開放了大量數據，但這解釋正正跌入了研究「開放數據」的學者M. Janssen等，所指的不少政策制訂者所慣犯的迷思（註1）。這包含了「開放了數據後，成果和利益會自動產生」（The publicizing of data will automatically yield benefits）及「所有人均懂得使用開放數據」（Every constituent can make use of open data）。
要解決以上問題，M. Janssen等認為政府必須把數據變成簡單易用之餘，也要提升市民的「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增加他們理解和運用數據的能力，更應設立「反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了解市民需要，才能保證所開放的數據是對市民有用，並非為開放而開放，以量取勝，濫竽充數。事實上，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報告中（註2），也把以上兩個原則，即數據的易用性（data accessibility）及政府對使用數據的支援，用作評估開放數據表現的重要指標。
要建立智慧城市，便要先能夠蒐集足夠的數據，並與全民共享，使整個城市均形成一個良好的蒐集、共享和運用數據解決問題的有效循環。開放數據的好壞，也決定了智慧城市的成敗。
註1：Janssen, M., Charalabidis, Y., & Zuiderwijk, A. (2012). Benefits, Adoption Barriers and Myths of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SM), vol. 29, no.4, pp. 258-268.
註2：OECD. (2020) OECD Open, Useful, and Re-usable data (OURdata) Index: 2019. Paris: OECD.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