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新聞】數據以人為本，政策措施要配合
繪圖：何倩彤
(本文於2021年5月15日發表於衆新聞)
本欄上周提出數據政策要面向全民，以人為本，本周繼續探討政府為此可做什麽，具體從需求及人才培養兩方面闡述。
開放數據應以需求為導向
同很多事物一樣，數據是因人而存在，從數據開放共享、安全保護到應用，皆應從人的需求出發，再推展到具體的技術標準及管理機制等不同層面的措施。一個稱職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如此。
筆者做了一個試驗，在中國法律資料庫中找出各地方涉及開放數據的法律及政府規章，以「需求」為關鍵詞檢索，結果發現至少有上海、貴州、浙江和天津等四個省級地方的法規（有地方人大制定的法律，亦有政府的行政規定）訂明以「需求導向」為原則，並有相應措施。
例如，上海訂明政府部門在確定開放數據重點時要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可以通過開放平台對公共數據的開放範圍提出需求和意見建議」。另外，「建立由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相關部門的專家組成的公共數據開放專家委員會」，向政府提出專業建議。筆者瀏覽了上海市公共數據開放平台，發現確實開設了網上互動社區供市民參與討論，更備有需求調查、問卷等欄目。可見上海在制度層面上作出的努力，旨在既滿足公眾的開放數據需求，又透過專家把關專業問題。
反觀香港，本欄早前已反覆指出至今未見專門的數據政策，即便是與之最貼近的《智慧城市藍圖》，其願景為「擁抱創科，構建一個世界聞名、經濟蓬勃及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將「創科」置於主要位置，「人」卻不見蹤影。縱然《藍圖》在目標中提及「市民」，但筆者讀完整份文件都無從得知政府發現了市民的哪些需求，遑論如何回應，空餘一堆冰冷數字和舉措。
數據人才、技能及文化
滿足需求之外，數據以人為本的另一個層面是讓更多人，尤其是政府人員，具備應用及管理數據的技能，以便善用數據，提升人民福祉。明智的政府能看到這一點，做出籌劃，故許多國家的數據戰略文件不約而同地提及培育數據人才及文化，包括提升政府人員的數據技能，在現行教育制度中增加數據課程，以及幫助各類型機構建立數據文化等措施。
荷蘭政府的數據戰略NL DIGITAAL開宗明義提出「Making data work for us」，共有五章，最後一章專門闡述了政府提升職員數據技能，為各機構尤其是小城鎮政府提供資源，培育數據文化等理念及舉措。加拿大政府的數據戰略報告同樣設有People and Culture一章，框架與荷蘭近似。
美國政府的數據戰略願景指向2019年之後的十年，有十大指導原則，其中三個屬於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板塊，與荷、加兩國相比更重視領導力，例如要求每個聯邦部門都設立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一職。
英國的數據戰略雖未正式頒佈，但公眾諮詢文件列出四大支柱，「數據技能」居其一，措施涵蓋全社會各層面，從中小學、大學和職業教育、私人企業，到公共部門都有，更訂立了在2021年為公共部門培訓500名數據分析師的目標。再配合與各專業團體的夥伴計劃，可謂面面俱到，雄心勃勃。
以上是簡單例舉，既有中國内地省市的法例，亦有發達國家的政策，不難發現兩個共通點：一是高屋建瓴，充分認識到數據在未來的戰略價值，作出長遠規劃；二是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無論真心誠意抑或虛情假意，都對「人」有所著墨。對照觀之，香港當局距此境界尚遠。
【撰文：香港互聯網協會「香港開放數據指數」研究員周穗斌】
參考資料：
《上海市公共數據開放暫行辦法》（2019）
《貴州省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2020）
《浙江省公共數據開放與安全管理暫行辦法》(2020)
《天津市公共數據資源開放管理暫行辦法》（2020）
A Data Strategy Roadmap for the Federal Public Service(2018), Canada
NL DIGITAAL: Data Agenda Government (2019), Netherland
Federal Data Strategy (2019), United States
National Data Strategy (consultation, 2020), United Kingdom
【衆新聞】數據以人為本，政策措施要配合
繪圖：何倩彤
(本文於2021年5月15日發表於衆新聞)
本欄上周提出數據政策要面向全民，以人為本，本周繼續探討政府為此可做什麽，具體從需求及人才培養兩方面闡述。
開放數據應以需求為導向
同很多事物一樣，數據是因人而存在，從數據開放共享、安全保護到應用，皆應從人的需求出發，再推展到具體的技術標準及管理機制等不同層面的措施。一個稱職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如此。
筆者做了一個試驗，在中國法律資料庫中找出各地方涉及開放數據的法律及政府規章，以「需求」為關鍵詞檢索，結果發現至少有上海、貴州、浙江和天津等四個省級地方的法規（有地方人大制定的法律，亦有政府的行政規定）訂明以「需求導向」為原則，並有相應措施。
例如，上海訂明政府部門在確定開放數據重點時要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可以通過開放平台對公共數據的開放範圍提出需求和意見建議」。另外，「建立由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相關部門的專家組成的公共數據開放專家委員會」，向政府提出專業建議。筆者瀏覽了上海市公共數據開放平台，發現確實開設了網上互動社區供市民參與討論，更備有需求調查、問卷等欄目。可見上海在制度層面上作出的努力，旨在既滿足公眾的開放數據需求，又透過專家把關專業問題。
反觀香港，本欄早前已反覆指出至今未見專門的數據政策，即便是與之最貼近的《智慧城市藍圖》，其願景為「擁抱創科，構建一個世界聞名、經濟蓬勃及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將「創科」置於主要位置，「人」卻不見蹤影。縱然《藍圖》在目標中提及「市民」，但筆者讀完整份文件都無從得知政府發現了市民的哪些需求，遑論如何回應，空餘一堆冰冷數字和舉措。
數據人才、技能及文化
滿足需求之外，數據以人為本的另一個層面是讓更多人，尤其是政府人員，具備應用及管理數據的技能，以便善用數據，提升人民福祉。明智的政府能看到這一點，做出籌劃，故許多國家的數據戰略文件不約而同地提及培育數據人才及文化，包括提升政府人員的數據技能，在現行教育制度中增加數據課程，以及幫助各類型機構建立數據文化等措施。
荷蘭政府的數據戰略NL DIGITAAL開宗明義提出「Making data work for us」，共有五章，最後一章專門闡述了政府提升職員數據技能，為各機構尤其是小城鎮政府提供資源，培育數據文化等理念及舉措。加拿大政府的數據戰略報告同樣設有People and Culture一章，框架與荷蘭近似。
美國政府的數據戰略願景指向2019年之後的十年，有十大指導原則，其中三個屬於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板塊，與荷、加兩國相比更重視領導力，例如要求每個聯邦部門都設立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一職。
英國的數據戰略雖未正式頒佈，但公眾諮詢文件列出四大支柱，「數據技能」居其一，措施涵蓋全社會各層面，從中小學、大學和職業教育、私人企業，到公共部門都有，更訂立了在2021年為公共部門培訓500名數據分析師的目標。再配合與各專業團體的夥伴計劃，可謂面面俱到，雄心勃勃。
以上是簡單例舉，既有中國内地省市的法例，亦有發達國家的政策，不難發現兩個共通點：一是高屋建瓴，充分認識到數據在未來的戰略價值，作出長遠規劃；二是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無論真心誠意抑或虛情假意，都對「人」有所著墨。對照觀之，香港當局距此境界尚遠。
【撰文：香港互聯網協會「香港開放數據指數」研究員周穗斌】
參考資料：
《上海市公共數據開放暫行辦法》（2019）
《貴州省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2020）
《浙江省公共數據開放與安全管理暫行辦法》(2020)
《天津市公共數據資源開放管理暫行辦法》（2020）
A Data Strategy Roadmap for the Federal Public Service(2018), Canada
NL DIGITAAL: Data Agenda Government (2019), Netherland
Federal Data Strategy (2019), United States
National Data Strategy (consultation, 2020),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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