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被誤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忽視數據的重要作用及其對人類的影響。

在開放更多數據的同時，政府應確保這些公開可用的數據集符合人們的利益和關注點。

公司資料透明度一直是國際開放數據社群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各國際組織和政府業已積纍不少論述和實踐經驗，我們可從更廣闊視角認識挑戰所在

「地區小型工程」、「社區參與計劃」，以及管理地區設施這個框架至今不變，也難見將來會大變

香港報紙《明報》發表了香港數據指數研究員周本傑的專欄文章，揭示了香港缺乏數據治理政策

2022年3月24日，香港 -- 香港互聯網協會（ISOC HK）在線發佈新的“香港開放數據指數（HKODI）2021/22評估報告”

從數據人才到數據需求，是分佈在全社會各領域的。政府在製定數據相關政策的時候就不應該只著眼於創科，而是要面向全民。

數據是因人而存在，從數據開放共享、安全保護到應用，皆應從人的需求出發，再推展到具體的技術標準及管理機制等不同層面的措施。

香港完整的數據政策是沒有的，官員不提，研究欠奉，但已浮現的問題和爭議比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都不少。

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向政府提供意見及開展地區工作，經手的資料包括：一地區工程設施及社區活動;二會議事務;三政府提供的諮詢文件。

撇除區議員薪金等行政開支，「地區小型工程」及「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基本是現今區議會的「家底」。

經過多年民間倡議行動，論述上逐漸達成一種共識：土地資料共享可視作追求社會公義的一種方式。「公義」在此不僅有英文 justice 之意，也可以按中文字面拆解為「公平」和「正義」。

私人物業內公共通道的數據應該歸私人還是政府所有（或使用），能否共享，屬現有法律和政策的盲點。

提升公司資料透明度乃全球大勢所趨，背後有多重因素推動，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具體行動包括制定標準、監察各國登記冊開放程度，甚至自行建立公開的第三方資料平台等，可謂各出奇謀，客觀上形成由內而外的公司資料開放路徑。

各種登記冊中的資料是把雙刃劍：監察不法行為、防範風險與侵犯私隱是兩刃，都因互聯網的發展而更加鋒利。

土地比公司資料更加複雜：一來人類社會土地私有制度的歷史更加悠久，二則各國的土地制度深受當地政治環境影響，國與國之間差異較大。

香港的開放資料已落後，是少數尚未立法的地區，卻又以保護私隱之名進一步限制查冊，損害公衆知情權。

推出會議直播及電子化會議紀錄等措施能夠擴大社區參與，亦體現互聯網開放、自由、合作的精神。

港府主要將開放數據視作「創科」政策的一環，卻避談其提升政府透明度以改善管治等方面的價值，有失偏頗。

開放的不只是數據，心態更重要，政策制定過程要透明，並滿足市民所需。

當局慣於一遇危機便派糖「紓困」，但緩解非常時期的出行困難未必需要大撒金錢，關鍵是以開放心態調整管治思路。

當局在開放疫情數據方面較以往進步，但仍有很多與市民利益密切相關的資料未符合開放數據標準。

善用開放數據，可助市民深入議會，監察代議士言行及政府施政，形成以事實爲基礎的公民參與生態。

資訊透明有助防疫，但如何保障病人私隱是開放公共衛生數據過程的難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亞洲佔全球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僅占Covid-19病例的2%。

開放數據和數據主權在數據政治中似乎都是可取的原則。但它們是否相容？